杨克

“诗歌，是屈子在河流和山峦之间永恒的行走。”6月21日晚，第四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暨2023屈原故里端午诗会在屈原故里秭归举行。中国诗歌学会会长、著名诗人杨克受邀参会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杨克用诗的语言打开了话题。

诗歌发展特色鲜明，“中国诗歌之城”名副其实

记者：杨会长您好！请问您之前来过宜昌吗？

杨克：我之前几次来过宜昌的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从重庆坐船到武汉，经过宜昌，欣赏到了“绝版”的西陵峡风光，虽然没有在宜昌停留，但沿江的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这应算是我第一次“到”宜昌吧。第二次是三峡大坝合龙前夕，我和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一起到宜昌，看了建设中的三峡大坝，还到宜昌城区周边的村庄采风。印象中，宜昌的肥鱼特别独特。第三次来宜昌是2017年9月，参加第五届中国诗歌节活动。第五届中国诗歌节由文化部与中国作协、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，在宜昌举行，这是国内最高规格的诗歌艺术盛会。我和谢冕、郑欣淼、商震等百余位国内知名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来到宜昌、来到秭归，传承诗歌文化，感受诗意宜昌。今年来宜昌，是受邀参加第四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暨2023屈原故里端午诗会等活动。

记者：这么说来，您也是宜昌的老朋友了。那宜昌留给您的印象如何？

杨克：宜昌的最大特色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高度结合。

宜昌是屈原的故里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地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是中国诗歌的源头，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。其中，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但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。《楚辞》的作者非常明确，是“中华诗祖”“辞赋之祖”屈原。1953年，屈原入选“世界历史文化名人”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宜昌也是人类文化的高地。

宜昌还是三峡大坝的所在地。经过30年的开发和建设，凝结着几代人心血和智慧的三峡工程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，是中国人民骄傲的国之重器。

一座城市，既是传统文化高地，又拥有现代文明的结晶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

记者：2014年，中国诗歌学会授予宜昌 “中国诗歌之城”称号。您认为，这些年来宜昌诗歌发展有哪些特色亮点？

杨克：宜昌的诗歌队伍非常强大，创作氛围非常浓厚，创作实力也不错，整体力量发展得非常均衡，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。

在诗歌创作领域有著名诗人毛子。他的诗一直都写得很好，是在中国诗坛都有名号的人物；在诗歌评论领域有刘波。他在大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，后来也一直在该领域深耕；在诗歌翻译领域有柳向阳。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，他就对其诗集《新生》进行了翻译，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诗歌鉴赏能力和水平。

一般来说，只有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种大城市的诗歌力量才会这么均衡。宜昌作为一个地级市，能在各个领域都培养出标杆性人物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充分说明了宜昌对诗歌创作队伍培养建设的重视程度非常大，同时也反映了宜昌诗歌创作的基础非常扎实，氛围非常浓厚，宜昌“中国诗歌之城”的称号名副其实。

厚植诗歌创作沃土，持续擦亮屈原文化品牌

记者：第四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已经圆满落幕。您认为，本届诗歌大赛呈现出了哪些特点？

杨克：第四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由中国诗歌学会、秭归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。2022年6月启动，2023年3月完成终评。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：

参与面广。来稿数量、参赛人员创历史之最。作者遍布全国各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，以及俄罗斯、法国等10余个国家，这在诗歌大赛来说，是少有的。年龄跨度大，从小学生到耄耋老人都有来稿；专业性强。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王山担任评委会主任，《诗刊》社主编李少君、《文学港》主编荣荣、《星星》诗刊原副主编李自国、《诗潮》杂志主编刘川、《诗林》杂志副主编安海茵、《光年》杂志主编戴潍娜担任终审评委；程序公开。作品评选时特意隐去作者姓名等信息，保证评选公平客观地进行。最后的获奖作者中，有鲁迅文学奖得主，而一等奖获得者戴逢红就是一名基层的诗歌创作者。

记者：您刚才讲到，本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的来稿数量创历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之最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？

杨克：这一次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收到来稿2万余件，参赛者近8000人，参赛作者和来稿量均超过历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。这让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关注度更高了。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，以凝练的语言、短小的篇幅、丰富的内涵，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下碎片化阅读的习惯，极大激发了诗歌爱好者积极参与诗歌创作的兴趣和热情。同时，网络传播打破了空间限制，让海外的华语诗人也有机会参与其中。当然，这与秭归是屈原故里也有很大关系。屈原被誉为楚辞源头，诗歌原乡。很多诗人带着向屈原致敬的心态，参与了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。

记者：第四届“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形成了全民参与、全国参与，甚至全球参与的良好态势。宜昌正加快推进屈原文化“一标三地”建设。您认为，宜昌还将从哪些地方入手，用好用活“屈原牌”？

杨克：屈原出生于秭归的乐平里，宜昌是屈原故里。屈原本来就是宜昌的文化地标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宜昌围绕屈原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。这就是用好“屈原牌”的有力举措，不仅营造了良好的诗歌文化氛围，还放大了“屈原”品牌效应，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。此外，宜昌还可以在挖掘屈原文化、丰富屈原文化、传承屈原文化、运用屈原文化方面有更大的创新和实践，要多开展校园诗歌诵读、写作等活动，从小培养学生们对诗歌的爱好和兴趣，要培养一批年轻的诗歌作者，让他们尽快成长，确保宜昌诗歌创作队伍后继有人；同时，可以以屈原命名一些文化地标性建筑，如道路、学校、文化类场馆等，以此把“屈原”品牌擦得更亮；另外，还可以挖掘屈原作品中，关于植物、饮食等方面的元素，创新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，如特色菜名等方面，把“屈原”元素深度融入广大市民的生活日常中，让屈原文化的传承更接地气。据了解，宜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，并且成效不错。总之，是要通过多种手段和举措，把屈原文化“一标三地”建设得更立体、更丰富、更全面，让屈子精神世代传承。

关注时代紧贴生活，用优秀作品为伟大时代而歌

记者：由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、宜昌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湖北宜昌·《诗刊》社第39届“青春诗会”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，您对即将在宜昌举行的“青春诗会”有什么期待？

杨克：我认为，这是宜昌和《诗刊》社的一次美好的双向奔赴，这会是一个“双赢”的结果。“青春诗会”由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自1980年主办，是中国青年诗人最重要的展示平台，也是中国诗坛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，被称为中国诗歌界的“黄埔军校”。新时期中国新诗的很多重要诗人，比如舒婷、顾城、骆一禾、王小妮、吉狄马加、西川、欧阳江河、王家新、韩东、臧棣、雷平阳、陈先发等，都曾参加过“青春诗会”，并从“青春诗会”走了出来，成为了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。“青春诗会”来到宜昌，是宜昌打造“中国诗歌之城”的重要节点，它会感染影响更多年轻诗人投入诗歌的创作。

对“青春诗会”来说，意义更为深远。“青春诗会”举办了快40届，从“守正创新”的角度来说，确实应该到中国诗歌的源头来办一次，到屈原故里举办一次。这里有我们的精神脐带、文化脐带、诗歌脐带。作为一个面向青年人的诗歌品牌，如果能跟诗歌界的鼻祖、泰斗产生有某种隐秘的联系，那将是对“青春诗会”这个品牌的升华。

记者：您刚才多次提到了年轻诗人培养的问题。您认为，诗人是可以培养的吗？

杨克：首先，从普遍规律来说，诗人是可以培养的。中国古代有私塾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写诗。后来国外很多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学科，现在国内也开始盛行。他们都认为写作者是可以培养的，那诗人也不例外。其次，所有从事过写作的人都知道，刚开始写和坚持写一段时间后相比，那种熟练程度、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不一样的。这也说明，通过培养、学习、实践后，是可以从事诗歌写作的。

我们也承认，那些真正成为大师的人，和普通写作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。就像私塾能教会你写诗，但不保证你能成为屈原、成为李白。所以，真正的大师，可能有学习、训练、培养的因素，但也不排除一些个人因素，比如天赋等。

记者：那您认为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

杨克：除了我刚刚讲到的个人经历、学习培养等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：时代性。

我们常说“时势造英雄”，对文学创作来说也是一样。屈原看到了楚国的衰败，忧心如焚写下《楚辞》；杜甫遇到了安史之乱，所以他的诗变成了“诗史”；鲁迅如果早出生百来，写不出《阿Q》。国外同样如此，《荷马史诗》也只有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才能完成。

所以单讲个人才华是不够的，必须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、历史语境来考量。文学要为时代而歌。对于新诗写作者而言，一方面要积极向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诗歌学习，因为好的文学应当是历史与美学深度融合的产物；另一方面，要关注时代，紧贴生活，用心用情书写时代和人民，用优秀作品为伟大的新时代而歌。

人物名片

杨克，编审、一级作家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长。198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《太阳鸟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《杨克的诗》《有关与无关》《我说出了风的形状》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》等12部中文诗集、4部散文随笔集和1本文集。在日本诗潮社、美国俄克拉赫马大学出版社、西班牙薩拉戈萨大学出版社和英国、埃及、韩国、蒙古、罗马尼亚等国出版了《杨克诗选》《地球苹果的两半》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》等多种外语诗集，诗作共被译成17种外语。

主编《中国新诗年鉴（1998-2019每个年度）》《<他们>10年诗歌选》《给孩子的100首新诗》《朦胧诗选》（“中国文库”第4集），《60年中国青春诗歌经典》《九十年代实力诗人诗选》《〈他们〉十年诗歌选》等。（三峡日报全媒记者阮仲谋、杨婧）